如果你也曾罹患一種疾病，你有沒有思考過，這場病為你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又從你的生活剝奪走了什麼呢？ 我已經連續好幾天都躺在床上不動，當一灘爛泥了，怎麼辦⋯⋯⋯ 諮商師「要不要休息一段時間？」 我「我每天都在休息啊（沒寫論文的意思）」 諮商師「心裡沒在休息，那不叫休息。」 躺在床上的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沒有力氣、慾望、活力」是我的錯嗎？精神疾病從我的生活中帶走了快樂、帶走了生氣、帶走了食慾，有時卻又給我過多的食慾，讓我在暴食後嘔吐；它讓我了無生氣的躺著，面對著他人的問題「你今天做了什麼？」，我常常不知道怎麼回答。「什麼都沒做」，其實也不是什麼都沒做，而是沒有做「有價值」的事而已，可是他人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和想法嗎？應該不行吧，所以我選擇了最簡單的回答「我什麼都沒做。」 除了快樂以外，精神疾病還從我的生活中帶走了什麼？我想了想，是「信任」與「自信」。它帶走了信任，並同時給予我非常大量的擔憂、害怕與不安。我時常一個人暗暗發抖，我害怕、害怕他人離開、害怕新的事物出現，我甚至害怕自己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不管是解離、是靠藥物維持情緒、基本睡眠等等，都讓我自知我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體，是我不夠努力嗎？如果我再努力一些，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藥、是不是能清楚分辨夢與現實、如果我夠優秀、夠努力，是不是就不會生病了？這些疑問都出自於不夠「自信」，甚至導致「自我厭惡」的惡性循環。

從一般諮商中心被轉介到自殺防治中心應該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一週兩次出動救護車、被強制送醫後，我終於來到一直以來透過電話諮商的自殺防治中心了。 從學校搭一班公車就能到的地方，但要花40分鐘左右。最近韓國大雨連綿，甚至很多地方還傳出災情，但我去中心的那天天氣意外的好，在公車上我看著窗外，忍不住拍了幾張路邊風景，卻也不禁想起「我到底是為什麼、到底是哪裡、從哪個部分開始出了錯我才會到這裡來呢？」 進去之後負責我的諮商老師出來迎接我，帶上一位精神科醫師一起做一次深入諮商和檢測，「如果0-10，想死的程度是多少？」、「如果要我現在就去死，我願意，我沒有什麼好留念的。」，「如果0-10，想活著的程度是？」，對於這個問題，我只剩下沈默。 最近遇到的所有專業人士都問我要不要回臺灣集中治療，也就是回台灣住院接受治療的意思。我當然知道他們是「為我好」，因為我在韓國沒有保險，隨時都有可能像上次一樣，送了急診室卻因為三萬元台幣的醫藥費而作罷。可是回想一下我為什麼會來韓國？我是逃來的。

時間：傍晚6點、地點：韓國宿舍、天氣：大雨。 「您好這裡是OO救護隊，有一位患者現在要送過去，可以直接向您說明狀況嗎？一位20多歲女性，手腕自殘需要縫、意識清醒，有發燒症狀。」 我依稀記得自己躺在床上快要睡著，但又想起晚上6點有弟弟的V LIVE直播，於是我半夢半醒地看著直播。下一個畫面是我拿起手機打給自殺防治中心的老師，跟她說我流了很多很多血、地板都是血、我停不下來，我慌張地說「如果到醫院，他們可以給我注射鎮定劑讓我睡一覺嗎？」 老師說可以，並問我要不要現在就幫我通報？我說沒關係我可以自己過去醫院，因為就像前幾天說的，「我不想浪費社會資源」，也許在內心裡，我認為花在自己身上的都算是浪費。 後來我打給研究所的朋友，跟他說「真的很抱歉，但你可以陪我去趟醫院嗎？」，他來到我房間後看見滿手、滿地的血「不行，這要叫救護車。」後來又一個朋友拿了條毛巾讓我按著止血，也防止血一直往地上滴。 到宿舍門口後，先來了一台警車（還好這次只有一台），下車的兩位警察都是前幾天見過的，還問我「你是不是前幾天那個學生？」「我是」，因為大雨的關係救護車晚了一些才到，在那之前聚集了一些人，依稀記得有圍觀的、有教職員、有警衛。

時間：凌晨兩點，地點：韓國宿舍，一台救護車和兩台警車。 我也好想過上正常的生活，早上定時起床、運動、吃飯，過著充實的一天，然後睡覺，順便期待第二天的到來。雖然現在這個社會上，能這麼「正向」的人應該不多了。 大約是前天吧，其實我什麼都不記得了，記得自己吃了晚餐，卻在到家的時候全吐了出來，然後又自暴自棄的拿燒酒配20顆左右的藥。請來後我的頭很痛，應該是酒而不是藥的關係，因為在這之前我曾一次吃了60多顆，很不幸 …

「我身邊有幾個朋友知道我生病，因為不想隱瞞就都告訴他們了。和朋友說相對簡單，但要和父母攤牌可就難了，因為我怕他們因為我的病情感到愧疚。 把這件事告訴醫生之後，醫生和我說，父母的情緒是他們自己的、就交給他們自己來處理吧。 於是我把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訴父母，然後就隨它去了。你們知道後來發生什麼嗎？我寫的關於憂鬱症的書曾上過新聞，爸爸把那則新聞分享給他的朋友、親戚、教會裡的人、足球會的會員，甚至是同事，和他們炫耀他的女兒有多優秀。 知道這件事之後，我在廁所裡哭了很久，因為我本以為爸爸媽媽會覺得生病的女兒很丟臉。明明一起生活了一輩子，我怎麼這麼不了解他們呢？」 —— 出自韓國 BIG ISSUE 2020年 2月號 記得有一次回診，我告訴醫生「我不恨我父母、也不責怪他們」，反而我擔心我的病情會讓他們愧疚、讓他們多一份負擔，儘管這有可能也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那時醫生也是說了類似的話，告訴我我是我、父母是父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課題需要面對，既然我生了病、已經這麼辛苦了，就不要再多為他人思考，讓自己過得舒服一些，我首先要做的是「先活下來，再想其他」。

前文 首先自我介紹，我是正在韓國留學，就讀社會學研究所的臺灣20多歲女性，我是個精神疾病患者。小學高年級時期開始會用各種利刃物品在身上刮來刮去，先是釘書針、髮夾，後來成了刀片，我的身上處處充滿了割痕與傷口，在班導師發現帶我去諮商後，我才知道那是「自殘」的行為，透過輔導後才知道自己得了憂鬱症。可惜家庭在這方面沒有成為我的後盾，沒有定期接受專業治療的我，長大後的我身上多了不安障礙、恐慌症，和強迫症等標籤，後來醫生說我是「邊緣型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瞬間所有的問題都有了答案，不管是我的痛苦、不安，我對自己的暴力，瞬間都有了解釋，只可惜，解釋與答案不能讓我就此治癒(cure)我的病痛。 關於精神疾病 小時候曾經有把自己的疾病告訴朋友後被大肆宣揚的記憶，因此「精神疾病」對我來說就像是種夢靨，不但我自己不想接受，也害怕讓人知道。就這樣瞞了十年之久，其中我也不斷地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精神疾病去污名化」運動，後來我發現，也許我鼓起勇氣說出自己的故事，將自己的疾病coming out，會不會是一個更好、也更有效的方式呢？

故事可以從2019年3月香港的反《逃犯條例》抗爭開始說起。 隨著香港本島的抗爭愈發激烈，黑警與香港政府、中共政府惡手段愈發暴力，在韓香港學生紛紛開始於韓國籌備海外聲援活動。從一開始的弘大街頭舉牌抗爭、每週六在弘大9號出口的聲援行動，到規模較大的龍山站示威，之後也辦了兩次與香港抗爭有關的展覽、各種討論會和演講。 「保護人民才是警察該做的事啊！」 參加示威前我也思考了很久，畢竟身為一個外國人（甚至還不是香港人），在國外做社會運動是有風險的，例如像韓國法律就有明文規定外國人在韓國滯留期間不得參與社會運動。因此最一開始的我是徬徨、是害怕的，我害怕的不是中國人的搗亂、害怕的不是中共的監控、害怕的不是拋頭露面會使我遭遇不測，只是很單純的，「是否違法？」而已。 某一天下課後，我唯唯諾諾地詢問了教授，「那個...教授...就是啊...最近香港抗爭不是蠻嚴重的嗎...在韓香港學生有舉辦聲援活動....」，教授毫不猶豫的說「妳該去啊！」，果然不愧是社會系的教授呢。「可是外國人在韓國參加社會運動不是犯法的嗎？」教授回道「那只是條文寫好看的而已，警察不會拿你們怎麼樣」，於是真的踏上了我在韓國參加社運的路了。

大家好，沒想到上篇文章會得到這麼大的迴響，首先謝謝願意讀完整篇文章的大家，另外，對於部分網友提出的疑問，我想在以下做出幾點澄清與回應。 在韓國，若一個人是女性主義者，她/他會稱自己為Feminist，反之，如果她/他的身分認同為基進派別，則會稱自己Radical Feminist。也就是說，女性主義與基進女性主義（女權主義）並無混淆疑慮，是外界以錯誤觀點將女性主義單一框架化，這也是我決定下筆寫文章澄清的原因。 宋讚養在影片中將「韓國的」基進女性主義去脈絡化，抨擊他所謂的「女權主義」對韓國社會造成的惡影響，塑造出「韓國男生很可憐、你們都被誤導了」，以及「韓國女權高漲」的樣貌。導致目前影片上傳不到一週，已有許多台灣網友因此支影片，抨擊韓國基進女性主義的存在。我認為在女性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不論是基進女性主義、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等派別都有存在之必要，不應單一框架化、去脈絡化，甚至抹去其存在之意義。

自從影片上傳至今，我以為已經過了一週之久，發現打開電腦寫文的這瞬間，其實才過了3天而已。3天的日子裡，有無數的朋友問我能不能寫一篇長文來反駁、討論，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最後實在看不下這麼多台灣人因此被影響，對韓國社會現況有了錯誤的認知，因此決定下筆寫下這篇文章。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韓文系畢業後，暑假在韓國某大學上了人權相關課程，後銜接到別所學校就讀社會學研究所。我是台灣人，生理女性。所以本篇文章，我會以「外國人、生理、社會性別都是女性，以及社會學研究生」的視角去分析和敘述。 影片的一開始，宋讚養本人以「我是韓國人，想告訴大家真實的韓國社會」的樣貌出現，這句話與他的國籍本身，造成台灣觀眾產生一種「韓國人說韓國」、「可以放心相信」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宋讚養本人又強調自己會以一個「中立」的立場去敘述韓國男女現況，可惜將整個影片，以及他本人在社群媒體上的發言後，實在很難相信他是以中立的角度在看待和敘述整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