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藥效還沒退，今天凌晨我似乎崩潰了很久，把一整天所吃的、根本不算上一餐正常食物的食物吐出來，連著藥一起。所以我吃了更多藥，然後像喝酒醉似的，到處去煩朋友，早上起來才慢慢拼湊半夜失去的記憶。
朋友說「我想說靠北喔已經昏沈到眼睛張不開狂錯字了還不放下手機閉眼。」
這時系上一位對我很好的前輩打電話來，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也很厲害，518等韓國民主化社會運動紀念活動舉辦時，還會寄邀請卡請他參加的那種。前輩說他在教授辦公室，教授托他問我這學期能不能論文發表。在這之前前輩問了我的聲音怎麼怪怪的，我略過他的疑問句，淡淡又羞愧地說「可能沒辦法。」，而前輩說他知道了。
靠著藥效還沒退的衝動、精神不濟，和厚臉皮，我終於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給教授，告訴他所有的、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坦白的實情。順便告訴教授，很抱歉我沒有在請他當我的指導教授前就坦白我的病情，很抱歉讓他收到像我這樣沒有用又懶惰的弟子（這句當然沒打進去）。
我請教授給我一點時間，我還想讀書。平常去的商談中心、自殺防治中心因為出現確診的關係目前沒辦法去，從台灣帶來的藥，對我似乎已經沒有用了，所以要再去看韓國的身心科，一次4000台幣的身心科。請教授再等我一下，我會趕快好起來。
儘管我不會好起來，只會每天哭哭啼啼、厭惡自己、發作、自殘，然後寫論文而已。
這就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出國留學的故事。
我自己的醫生曾勸我不要出國讀書，保守的、生活步調快的、壓力大的韓國，再加上我的科系，會讓我接觸到很多會傷害我的、讓我情緒更加不穩的問題。可是我還是一味的選擇了出國讀書，社會學研究所。可能當時靜茹姊姊給了我太多勇氣，TOO MUCH.
結果剛來的第一學期，我就崩潰了。韓國的諮商師建議我在上涂爾幹《自殺論》的時候能不能和教授商量一下，讓我不要出現在課堂，不過怎麼可能呢。而且我自己也喜歡研究這些啊，研究我自己。
韓國的心理諮商、身心科雖然不普及，但確實還不錯。每次去諮商時，老師都會泡咖啡給我喝、陪我聊天，然後點上精油，讓我在按摩椅上看著風景放鬆，即便那沒有讓我變得想要活下去。在韓國看精神科很貴，就是你們在《82年生金智英》裡看到的那麼貴。再加上我是外國人，保險都不給付，回台灣也無法申請理賠，只能每次捧著昂貴的錢去醫院，換幾天好好呼吸的我。
社會學是我喜歡的科目，裡面有很多會傷害我的東西，害我情況變糟的案例，但可能就是某種自虐傾向吧、又或者是想透過他人，看清自己、也順便得到一點點安慰。
在韓國參加示威活動就是如此。即管醫生不希望我接觸，但我還是跳下去做了，一個有多種精神官能症的外國人，在韓國參加社會運動演講、社會運動，參加示威，和朋友一起舉辦佈置〈反送中運動〉展覽、在房門口貼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然後跟中國人吵架。
然後台灣的、韓國的精神科醫生只能搖搖頭，覺得我讓自己更辛苦了。可是，這樣我才覺得自己是活著的、我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啊。
人生地不熟（其實很熟了）、沒什麼朋友、沒有可以依靠的對象、沒有健保、孤單、壓力大、沒錢看醫生，這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在國外讀書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