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可以從2019年3月香港的反《逃犯條例》抗爭開始說起。
隨著香港本島的抗爭愈發激烈，黑警與香港政府、中共政府惡手段愈發暴力，在韓香港學生紛紛開始於韓國籌備海外聲援活動。從一開始的弘大街頭舉牌抗爭、每週六在弘大9號出口的聲援行動，到規模較大的龍山站示威，之後也辦了兩次與香港抗爭有關的展覽、各種討論會和演講。
「保護人民才是警察該做的事啊！」
參加示威前我也思考了很久，畢竟身為一個外國人（甚至還不是香港人），在國外做社會運動是有風險的，例如像韓國法律就有明文規定外國人在韓國滯留期間不得參與社會運動。因此最一開始的我是徬徨、是害怕的，我害怕的不是中國人的搗亂、害怕的不是中共的監控、害怕的不是拋頭露面會使我遭遇不測，只是很單純的，「是否違法？」而已。
某一天下課後，我唯唯諾諾地詢問了教授，「那個...教授...就是啊...最近香港抗爭不是蠻嚴重的嗎...在韓香港學生有舉辦聲援活動....」，教授毫不猶豫的說「妳該去啊！」，果然不愧是社會系的教授呢。「可是外國人在韓國參加社會運動不是犯法的嗎？」教授回道「那只是條文寫好看的而已，警察不會拿你們怎麼樣」，於是真的踏上了我在韓國參加社運的路了。
在韓國做香港社運，其實警方是蠻保護我們的，便衣與一般警察都在現場，有的時候NGO團體和記者也會來。偶爾會遇到幾個中國人拿「中國一點都不能少」，那種已經過了五百年的陳年老物來叫囂，不過示威的我們都還沒出聲，他們早已被警方驅離，而NGO與記者還會趁勢把鏡頭轉向來鬧事的中國人。當時一起做抗爭的香港朋友說了一句我永遠忘不了的話，「保護人民才是警察該做的事啊！」
與反對者的面對面抗爭
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種示威活動之外，韓國各大校園的「連儂牆」也是一方面讓人看見自由民主的光輝，看見跨國團結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讓人見到了少數中國學生的不友善、暴力、無法溝通，以及扭曲的國籍意識。有些學校的「撐香港」連儂牆被毀損、橫幅被中國學生用美工刀割壞，還有的中國學生直接對「反送中運動」支持者動粗，甚至還惡人先告狀，將韓國與香港學生的影片上傳至微博公審。
由於本身學校的特殊關係，沒能爭取到連儂牆使用，於是我在自己的房門口貼上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傳單，但沒想到的是，不到一個小時，他們居然將我房間上貼的傳單與貼紙擅自撕下，當我再度貼上新的一張傳單，並附上中文手寫字條，告知他們民主國家裡言論自由的可貴與重要性之後，發現他們根本無法溝通，也沒有與他人（中國人以外）的人溝通的意願。
後來經歷了幾天的「溝通」，我們發現中國學生完全沒有想與我們「溝通」之意，此外，由於嚴重的資訊不對等，也讓我們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因此我們退一步，原先只想讓中國學生對撕毀我房門的行為做出道歉，沒想到他們非但不願意，後來還發生了威脅與偷拍問題。
朋友聽見了中國學生說「讓我知道是誰貼的試試看」，以及有一位和我們立場比較相近的中國人，在一次無意之間讓我朋友不小心看見他們中國人的群組裡，居然流傳著我的照片。這讓我感到無比恐懼。其實不止我，再一次關於香港抗爭的演講中，遇見了高麗大學學生會長，她和我一樣是生理女性，我們都被中國學生拍下照片，而那些照片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一直流傳。
被偷拍的我們都是女性，我們是受害者；而破壞我們宣傳單、大字報，甚至毀損橫幅的中國人，不論有無受處分，我們的傷口永遠不會消失。
我的精神官能症
回到我本身的精神疾病，黑警對人民施加的權力不對等的暴力帶給了不止香港人民，還有全世界的人無限的憤怒與遺憾，沒有人能相信這居然是此時此刻發生在文明國家（地區）的事情。就像歷史上每一次的抗爭，都帶給了整個社會無法抹滅的「世代恐慌」一樣，那些暴力、那些悲傷、那些無力和「無可疑」，也讓我原本就不平穩的情緒與病情惡化。
精神科醫生說，你要不要遠離政治、遠離社會事件，盡量不要觸碰那些敏感、沈重的話題，更不要親自跳入火中參加示威、抗議，和中國學生槓上。 我說，可是只有這個時候，我才覺得我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啊。（2019.03.24日記）
記得有一次活動期間，我因為個人因素正受精神疾病發病所苦，原本傳訊息告知香港朋友我可能去不了了，但最後我還是到場了，原因是我認為，「與其躺在床上像一個廢人，我不如出門，去幫助我可以幫助到的人。」
不只是香港的《反抗中》，還是台灣的各種社會議題、平權，還有我們的民主和總統大選，每一項都牽動著我的敏感神經。台灣和韓國的精神科醫師都不約而同地告訴我「你可不可以追星就好啊？」
不可否認，社會議題和政治常常帶給我更多的壓力、恐懼和不安，讓我的病情若有似無地惡化，可是也不可否認，參加社會運動、為他人發聲也為我自己發聲，為我愛的台灣、為我堅信的民主、平權付出，讓我這種平常覺得自己沒有存在必要的人，至少有那麼一瞬間，覺得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
此篇文章，獻給為自由發聲的先人和正在努力的所有人。
致自由。
